魔鬼的工具 上帝的坐骑
120年前的1895年，古巴开始了独立战争，中日签订了甲午条约，伦琴发现了X射线，而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则拍摄了震惊世界的第一部影片-----《工厂大门》。这部电影虽然时长不到一分钟，但它就像宇宙大爆炸前那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一样，暗藏着整个世界。就在这部堪称“创世纪”的影片开始放映后的第20秒，自行车，便出现了，而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居然一辆接一辆先后出现了五辆自行车，出现总时长竟然占据了全片的五分之二。
这，便是自行车成为电影元素的肇始。如果说卢米埃尔兄弟是电影界的上帝，那么亲爱的自行车，而非紧随其后出现的火车，就应该是上帝的坐骑吧。在其后的120年里，自行车再也没有离开过观众的视线。虽然百年之后的今天，自行车的形状和功能仍然与人们最初使用的那款别无二致，随着电影理论的不断深刻和电影实践的不断深入，“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却逐渐有了它特定的内涵，并且逐渐复杂起来。
两轮驱动的“青春”
经历过长期的磨合，或者对自行车没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一个人为什么要和它发生一段必然的关系呢？比如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偷自行车的人》里，主角里奇费劲千辛万苦得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条件就是必须有一辆自行车。职业与自行车的关系固然紧密，但这组关系却不可避免地过于“直爽”、原始了。
比较起来，“青春”与自行车的关系可能不是最直接的，但却一定是最引人关注的那个，因为无论是青春的美好、浪漫和萌动，还是青春里固有的拔节之痛，往往只有从这种交通工具当中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两个在路上一边跑着步一边呼哧带喘的人如何发生什么浪漫的关系，也很难想象一个出门就钻进私家轿车狂飙突进的土豪富二代能跟“青春”二字有什么美好的联系，当然，也就更不要说在地铁里挤成馅饼之类的事情了。仔细想想，似乎只有自行车这种可停可走、可快可慢、可前可后、可远可近的，必须有两个轮才能摇摇晃晃走起来的东西，才能承载得起这种朦胧而又灵动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条横杠、两个车轮甚至有了它不可替代的意味：相互驱动而又连为一体，掌握不好就要双双扑地，不是恰好象征着情侣或者兄弟之间的关系么。诚然，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学生时代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一辆自己的轿车对于大多数人确实是不现实的。而相比起来，一副钢筋铁骨的自行车又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强调技巧，所以，这种指涉着“青春”的符号性也就往往代替了职业性，成为自行车这一工具在电影中的标志性用途。
在北野武的名作《坏孩子的天空》里，由金子贤饰演的小马每天坐在新志的自行车上“上学”，两个人也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尽管这种友谊在教师的眼里可能只能称为“沆瀣一气”）。而值得注意的是，但凡片中新志骑着自行车出现，二人就会像兄弟般往来；一旦自行车消失了，两个人也就开始渐渐疏远、各奔东西了。在这里，自行车一方面充当着这对好友的连接点和他们友情的见证人，另一方面还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青春的起点。正如影片结尾新志和小马在自行车上的那番对话一样，我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当一切痛苦结束之时，青春才刚刚开始。
相比之下，同样是表现社会变迁背景下青年生活状态，同样是涉及暴力问题，同样与自行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十七岁的单车》却展现出相当程度的悲观。事实上，这部电影首先在自行车上附加了“职业”和“青春”两种属性：一边是刚刚获得工作却意外丢失了自行车的阿贵，另一边则是有朋友、有女友却深处帮派漩涡又没钱买车的小坚。两个人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动因，但却对自行车有着完全相同的渴求。对小坚而言，与其称一辆好的自行车是向人炫耀的佳品，不如说它仅仅能够补足小坚在众人面前呈现出来的自卑和困窘。到最后我们发现，那种所谓的“自行车上的浪漫”其实根本不堪一击，小坚的女友看重的，其实还是金钱里衍生出来的、相当奢侈的支配权。也许《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这两位主角也才“刚刚开始”，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明显已经给他们的人生平添了几分悲苦和无奈；而那辆已经被摔烂了的自行车，则无言地见证着这段并不幸福却本该美好的时光，也就像是自己伤痕累累却又必须背负的年华一样。
承载不可得的“自由”
自由，一种相当虚幻的感觉和状态。这样一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汇在笔者看来其实远没有那么大而无当，因为它就真实地存在于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就拿自行车来说，只要踏上脚踏板用力一蹬，风就会重重地扑到脸上来；一面拼命与风做着抵抗，一面又感到滞重的躯体开始变轻、变薄，几如片羽，那种感觉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就是“爽”，要是两个字呢，就是“自由”。
不过，这种感觉却并非人人皆可得之。对一个囚徒来说，就算是坐在房顶晒太阳、喝啤酒都还是太过奢侈了，而对于一些国家的女性来说，骑自行车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比如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印尼，女性都是被禁止踩单车的，理由就是骑车会导致女性“必然的曝光”。于是，自行车就与他们的头纱和罩袍一道，成为某种关于自由的标志性象征。
在伊朗导演玛兹嫣·马克马巴夫的影片《女人三部曲》的第二个故事中，一个叫做阿和的伊朗女子在路上疯狂地骑行，后来我们才逐渐知道，阿和为了参加女子自行车比赛离家出走，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丈夫。此时一个奇观出现了：阿和的丈夫三番五次骑马前来劝诫，之后又分别搬来了大毛拉、祖辈团和她的两个门神般卡在前路准备“降妖除魔”的哥哥。在25分钟时间里，阿和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只顾前行，而耳边却不断传来“你骑的那不是车，是魔鬼的工具啊”一类劝她迷途知返的话，可谓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极度简洁生动又十分有力的剧情实际上就是在以极富象征意味的方式向我们明示伊朗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在如此疯狂的围追堵截之下，任何形式的逃避最终都只能成为自身悲剧的注脚。
有趣的是，十几年过去，2013年，沙特阿拉伯电影《瓦嘉达》在世界影坛大放异彩，而这一回，小女孩瓦嘉达终于在女权之路上更进一步，不仅骑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自行车，并且还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似乎还比那些所谓的“男人”骑得更快些。到此为止，自行车本身所蕴含的能量和影响已是今非昔比，而那种女性仍旧要受制于男权的时代，也无疑越去越远。
世上自由也许只有一种，不自由却真真是千般万端。《末代皇帝》，也许无论怎么说也不可能归到“自行车电影”这一类里面去的，不过贝托鲁奇这部旷世之作中对自行车的运用着实称得上出神入化。在影片开头，也就是溥仪童年时，庄士敦带来的这辆自行车几乎就是溥仪的翅膀，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偌大的紫禁城里随意穿梭游荡。但过了没多久，紫禁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小，鬼窟般的城池再也无法豢养一个逐渐长大的帝王和他日渐膨胀的求知欲，于是自行车所能带给他的自由开始变冷、变硬，以至于后来他渐而发现，这种所谓的“自由”根本就是变了质的。然而，面对那扇高大得似乎没有尽头、逼仄得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城门，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小老鼠当成手榴弹扔出去，调转车头，落荒而逃。在这里，自行车的速度也许能够让人无限迫近自由，但若想真正打破一种传统、击败一种权力，或者战胜一尊雕像时，这种依然需要凭借自身潜能的发挥而驱动的工具，往往只能随着自身的软弱变得力不从心。
影片开头这段情节可能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事实上影片结尾同样有一大段对自行车的有力描绘：老年溥仪着黑衣、戴黑帽，从植物园出发，脚踏黑车遁入了同样着黑衣、戴黑帽，脚踏黑车的人群之中。这个看似一般甚至被当做过渡性质的情节，实际上成为对自行车在中国的特殊含义的生动诠释，成为那个时代集体平庸主义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暗示着溥仪本人彻底融入社会之后的处境。此时的自行车早已不再是皇宫贵族的特权，不再是全国罕见的宝贝，甚至俨然已经成为全国上下数量最多的交通工具了。不过更可叹的是，溥仪少年时代内心里怀有的那种风驰电掣的冲动，早就在自己沉重的历史和缓缓蠕动的人潮中古井无波。
那么自由呢？贝托鲁奇顾左右而言他，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蛐蛐罐。
反抗现代性的“迷你战车”
“最好事者”直接把外星人搬到了车筐里，于是那一幕经典的“月下飞车”就震撼诞生了。
反现代性是一个很难表述的问题，因为它既简单明了又复杂多变，在所有涉及自行车的内涵之中，反现代性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最风趣幽默、接受度最高的那种，但如果再细究起来，反现代性无疑又是最犀利、最深刻，同时也要求情感积淀的。譬如在《东京快递》中，主人公一再强调自己就是不想在高速运转的东京骑上一辆已经日益普及起来的摩托车送快递，哪怕生意再惨淡，他还是要坚持脚踏自行车完成自己的工作。因为一辆看似落伍的自行车一方面承载了关于童年、友情和主人公对自行车本身的太多回忆，而另一方面，这种看似“敝帚自珍”的行为里又暗藏着对“人情味儿”的呼吁，对人与人之间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的厌恶，以及对复杂机械、对工业文明以至工具理性的本能上的不信任。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当然还要属法国的雅克·塔蒂。自从其长片处女作《节日》（1949）一直到最后一部作品，雅克·塔蒂始终在和“现代性”这个问题起着化学反应，而像《我的舅舅》、《于洛叔叔的假期》和《玩乐时间》等影片更是在各大电影节和“影史最佳”评选中占尽风头。《节日》也许并不如这些作品有名，但它却是法国影史上观影人数最多的电影之一。片中，雅克·塔蒂自己扮演了一名乡村邮递员（自导自演是贯穿其电影生涯的一大特点），为了和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航空邮政一拼高下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片中也被戏称为“美国-style”），最后终于闹出了不少笑话。影片中的不少桥段——比如自行车真的在路上“自行”起来，还有与环法赛车手竞速的场面都被各国电影反复引用和致敬，经典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塔蒂式喜剧的高级在于它们并非是哗众取宠心态下产生的烂俗趣味，相反，每一个场景都经过细致的雕琢，每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其实都隐含着普通人与工业社会和高科技产品的对立。只要随着社会高速发展而快速跟进，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抵牾，而这些在雅克·塔蒂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每个人都完全可以返璞归真，每个人都理应在小镇过上悠闲的生活，而邮递员也完全不必拼了命地让自行车变成飞机。毕竟，那些看似减轻人类负担的工具，实则每每加重着人类的负担，有时甚至还会给人带来灾难。
这种反思无疑是具有颠覆和启示意义的。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如果真的想要向雅克·塔蒂致敬，搬出一两个与之相近的场景是只具其形、未得其神的。在当今这个已经“致敬泛滥”的电影圈子里，炫耀自己的B级片观影量实在已经略显低级了；真正出挑的，一定是那种有所继承但又锐意创新的电影。2003年，由法国导演西维亚·乔迈执导的作品《疯狂约会美丽都》以十分特别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画风和故事情节异军突起，成为当年世界动画中的黑马。影片讲述了老奶奶苏沙远渡重洋营救被黑手党拐走的孙子查宾的故事，同时还不着痕迹地对美国国内的种种荒诞现象进行了十分疯狂的讽刺。当然，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反对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掠夺的自行车电影，展现着浓厚的反现代情结——查宾自小酷爱自行车，结果被奶奶苏沙强逼着成了赛车手，连吃饭都要精细控制，以便练出健壮的肌肉；拐走他的酒业大亨+黑手党头领了自己娱乐，竟然像“打鸡血”一样给查宾插上“红酒吊瓶”，让他在一架机器上不停蹬车与人比赛——自行车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就这样渐渐异化成为谋生的手段甚至无法摆脱的负担，人类也往往成为自身理性和工业进步的牺牲品。
到底怎么样活着才能算是“生活”？到底什么东西才能被叫做“自行车”？西维亚·乔迈问了这样一个本不必问、但问了却又无人能作答的问题。导演布下的这道迷雾，虽则让人恼火，其用意却异常鲜明，就是想让人在瞧不清别处的时候能有时间和机会反观自己。120年间，有谁能够真正停下脚步忆清自己的由来，又何曾凝视地上的辙痕，真正用心感受过生活本身的力量呢？而自行车的筋骨里所纠结起来的青春、自由和闲适，不就是一切蝇营狗苟的终极目标吗？孟子谓：“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其实得救之道，尽在其中。